4月7日返京前，黃璐琦院士談及中醫藥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中發揮的作用時充滿自信。武鋒 攝
    4月8日一大早，中國工程院院士黃璐琦打開電視，收看實時報道武漢解封的新聞。“想起我們大年初一剛到的時候，路上一個人一輛車都沒有，我真的很想留下來，留下來見證這一時刻，見證解封，見證復蘇，見證武漢人的雀躍心情。”4月7日晚上回到北京的黃璐琦說。
  　黃璐琦1968年生于江西婺源，27歲獲北京大學醫學部（原北京醫科大學）博士學位，31歲任博士生導師，38歲成為國家973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47歲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現為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主要從事中藥資源學和分子生藥學研究，在栝樓屬植物方面的研究（抗癌、抗艾滋病方面）領先于國際水平。
   “我選擇解封之前4小時回到北京，一個人把事情做好了，就應該往后站。”黃璐琦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
    一踏上“戰場”，我們就都變得勇敢無畏起來
    問：趕赴武漢時是什么樣的心情？
    黃璐琦：我是主動要求前往武漢的，當時根本沒時間多想。救治患者，是一名醫務工作者的責任，也是檢驗我們黨員初心使命的時候。只有在第一線，親自看到疫情的真實情況，發現一線遇到的問題和困難，才能讓中醫藥在抗疫中發揮更好的救治作用。我們來了，就可以與西醫并肩作戰，同臺合作。
    問：當時家里人擔心嗎？
    黃璐琦：擔心是肯定的。我母親今年84歲了，是江西婺源當地的中醫，得知我到武漢，很擔心我的健康安全。我姐姐給母親發了一條短信：“他是您的兒子，也是人民的醫生，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職責必須要這樣做，怎么可以逃避呢？多多理解他，戰斗在一線的醫護人員，也是父母的寶貝孩子，他們更危險更辛苦。只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早日戰勝這個病魔，平安回來，還世界一個安寧。”這是姐姐寬慰母親的話，也道出了我的心聲。
    問：還記得剛到武漢時的情形嗎？
    黃璐琦：1月25日，也就是大年初一，我帶著主要由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廣安門醫院臨床醫護人員組成的第一支國家中醫醫療隊從北京出發，乘高鐵趕往武漢。出發那天，正巧是醫療隊隊員陳盈盈的29歲生日。沒有提前準備禮物，大家在高鐵上送了她一個口罩，祝福她能夠平安凱旋。抵達前，坦率地說醫療隊員還是有些擔心、害怕，但到達武漢后，看到街頭空曠無人，來往的只有疾馳的救護車，那時我們就知道，已經踏上了“戰場”，大家就都變得勇敢無畏起來，責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問：到武漢后遇到過哪些困難和挑戰？
    黃璐琦：到了之后，我們首批國家中醫醫療隊整建制接管了金銀潭醫院的一個獨立病區，重點收治重癥和危重癥患者，壓力還是很大的。金銀潭醫院是一家三級傳染病專科醫院，西醫醫院的工作理念、流程方法等與中醫醫院有一些差異，對中西醫如何結合、中醫藥如何發揮作用等需要深入溝通。同時，金銀潭醫院中藥使用量少，中藥十分缺乏，也沒有中藥處方信息系統，這為中醫藥深度參與帶來了重重困難。在中西醫并重、中西藥并用的政策指導下，醫療隊與金銀潭醫院配合協作，新增中藥處方信息系統、加大藥品保障，迅速投入戰斗，有效發揮了中醫藥作用。
    問：返京后團隊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黃璐琦：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目前疫情防控已取得了階段性重要成效。4月8日零時起，武漢解除了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復對外交通，我們醫療隊也已經全部返京，正在進行隔離休養。工作主要是總結在武漢救治的經驗，為全球疫情防治和中醫藥“走出去”準備方案，另一方面就是有序恢復日常工作。  
    臨床能治好疾病才是真功夫
    問：剛到武漢的時候，您對中醫藥防治新冠肺炎有信心嗎？
    黃璐琦：作為一名中醫藥人，我們深信老祖宗留給我們的瑰寶。出發前，我了解到有一位康復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就是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治愈的，這讓我們更加堅信中醫藥可以在新冠肺炎防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途中我一直在想，作為中國中醫科學院的院長，自己帶領醫療隊來武漢的使命是什么？一個是治病救人，另一個就是要發揮并證明中醫藥的優勢和特色。如果能形成一個核心方，并且把核心方研發成專治新冠肺炎的中藥新藥，這是中醫藥的幸事、國家的幸事、人民的幸事。
    到達武漢后，我們邊救治、邊總結、邊研究。接管的病區2月3日第一批8名患者集體出院，我們樹立了信心。2月19日我們決心實現接管病區零死亡，最后也做到了，我們的信心不言而喻。
    問：這個中醫藥新藥找到了嗎？
    黃璐琦：在前不久召開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我提到了化濕敗毒顆粒。這是我國首個完全具有知識產權的治療新冠肺炎的中藥新藥。
    根據疾病臨床特點，我和張伯禮院士、仝小林院士等武漢一線專家，以及在北京的王永炎院士、國醫大師晁恩祥、國醫大師薛伯壽等遠程連線，共同研討了國家中醫診療方案，在國家診療方案基礎上，我們優化了化濕敗毒方。獲得這個方藥后，我們分別在金銀潭醫院、東西湖方艙醫院、將軍街社區衛生院開展重型、輕型、普通型的臨床療效觀察與病例積累。同時，中國中醫科學院啟動了應急性任務，完成醫院制劑。3月18日，化濕敗毒顆粒獲首個治療新冠肺炎中藥臨床試驗批件。
    問：這次新冠肺炎患者對中醫藥治療認可度很高，為什么？
    黃璐琦：療效就是中醫藥的生命力。臨床治病是決不能造假的，只有臨床能治好疾病才是真功夫。從臨床效果看，化濕敗毒顆粒的有效性能得到了很好的印證。
    此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從密切接觸人群的防控到輕型、普通型患者及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治療，中醫藥全程參與、全程發揮作用。研究證實，中西醫結合能較快地改善發熱、咳嗽、乏力等癥狀，縮短住院天數，提高核酸轉陰率，有效減少輕型和普通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的發展，提高治愈率、減少病亡率。以國家中醫醫療隊托管的病區為例，這個病區以重癥患者為主。截至3月30日醫療隊返回北京，病區累計收治158例，其中重癥124例、危重癥26例，目前出院140人，治愈出院率88.61%。
    醫學是有溫度、需要“共情”的人學
    問：在您看來，“醫者”是一個什么樣的職業？
    黃璐琦：“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美國醫生特魯多的墓志銘道出了醫學的本質。醫學不是簡單的科學，而是有著溫度、需要“共情”的人學，需要注重人文關懷，給予患者必要的尊重和理解，設身處地為患者著想，溫暖患者同時溫暖著醫生自己，不能只見病不見人，要堅持愛心與技術同等并行。
    有一名患者的康復過程讓我感觸很深，我們病區26床的重癥患者剛來時不了解中醫，從沒有用過中藥治療，入院后強烈要求使用抗生素治療。但檢查結果顯示并非細菌感染，無需使用抗生素。醫療隊員耐心講解并進行心理疏導，制定了中藥治療方案，并根據患者癥狀、舌苔、脈象變化及時調整處方，還經常沖調中藥喂患者服用。在醫護隊員努力下，患者病情很快好轉，對服用中藥的態度也有了極大轉變，主動要求醫生開中藥并按時服用。患者出院后還特意制作了錦旗送給醫護人員。

    醫者仁心，面對疾病，我們應該拿出愛心，去關愛患者，去緩解患者情緒，填補醫學技術做不到的事。
    我深深迷戀這門古老的科學
    問：您母親也是一位中醫，這對您從醫有哪些影響？
    黃璐琦：我的老家江西婺源，是新安醫學學派的發源地之一，這個中醫學派對明清時期中醫學說的演變有深刻的影響。母親是新安醫學學派的傳承人，是家鄉當地有名的中醫。兒時在母親診所里玩耍，最常用的玩具是“處方紙”，最愛吃的“零食”是酵母片，我會常常學著母親的樣子“開藥方”。我家所在的縣城不大，跟著母親在街上走時，所有人見到母親都稱呼“金醫生”，患者到家里來看病，不管母親在忙什么，她都會馬上放下手里的事專心問診，有時趕上飯點，母親還會請患者一起吃。那時候，我覺得醫生很崇高，我為母親是一名中醫感到自豪。可以說，她言傳身教的“立德和仁愛”一直陪伴著我。
    問：您先后師承同仁堂傳人樂崇熙先生、樓之岑院士、誠靜容先生，這些人對您的影響有多大？
    黃璐琦：我兒時的理想是當一名科學家。1985年高考填報志愿時，父親希望我學建筑，因為家里已經有一個學醫的姐姐了，我就在志愿表上填寫了建筑學專業。可是，命運偏偏安排我“子承母業”，我機緣巧合地被調劑到江西中醫學院中藥專業。但我當時也不后悔，建筑與醫藥，都是民生很大的一塊，都與老百姓息息相關。
    后來，我先后師承樂崇熙先生、樓之岑院士、誠靜容先生，他們的治學精神深深影響了我。還記得研究生復試時，樂崇熙先生耐心教我改正南方口音，還教我很多用餐規矩和說話禮儀。曾擔任中國藥學會理事長的樓之岑先生對待學問一向嚴謹。我記得一位師兄給當時國內最高水平的專業雜志投稿，編輯認為文章水平很高，但篇幅長。師兄把稿子拿給先生后，先生批注“我們不能削足適履”，并署名“生藥學教授樓之岑”，之后返給編輯部，最終論文全文發表。先生們的楷模典范作用，讓我堅定了要在中藥領域作出一番成績的決心，從此心無旁騖地走上了中醫這條路。
  　問：一路走來，有自己的偶像嗎?
  　黃璐琦：李時珍是我的偶像。這么多年我都把李時珍當作學習楷模，他的格物致知、深入實踐、堅持真理、醫藥并舉的精神一直影響激勵著我。在北京大學醫學部讀博期間，我為了調查國內栝樓屬的藥用植物，一個人前往廣東、廣西、云南、貴州的深山老林實地考察。有一次，我在貴州做野外調查時，車在路上拋錨了，我就一個人沿著公路在月光下徒步了整整一夜。那時候交通非常不方便，從昆明到西雙版納，路上要走一星期，車也頻出狀況，經常是“上坡推”“下坡滑”。每當特別累的時候，我就會想起李時珍嘗百草、驗功效時的堅毅，自己也就有了走下去的勇氣。
  　問：在有的人眼里，學醫很枯燥，是什么支撐您研究中醫藥？
    黃璐琦：是熱愛。我熱愛中醫藥，對它感興趣。讀書期間，我就被中華傳統醫學的博大精深所震撼，深深迷戀上了這門古老的科學。
    因為熱愛，我不怕吃苦。2011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啟動了第四次全國中藥資源普查，那是時隔近30年后，對國內現存中藥資源進行的一次“大摸底”。三年間，我作為專家組組長，帶領各地資源普查隊員跋山涉水、翻山越嶺，走遍70余個普查試點縣，幾乎一半時間都在野外跟中藥打交道。普查后，國內中藥資源的基本現狀得以探明。最近我們還啟動了一項海外尋藥計劃，計劃在海外尋找新的藥物，補充進中藥寶庫中。  
    因為興趣，我愿投入全部精力。之前在進行栝樓屬植物分類學研究時，我發現傳統的生藥學技術和方法不能很好地解決。經過20多年的持續深入研究，我引入了分子生物學技術，建立了中藥材鑒別的新方法。
  　可以說，沒有熱愛，我不可能走完70多個普查點，也不會提出“分子生藥學”的概念。從事任何行業都要全身心投入進去，叫心無旁騖也好，還是叫全身心投入、廢寢忘食也好，只有這樣才能取得成績。我覺得自己也沒有過人之處，我是個有點笨的人，但我認準的方向，一定會探尋到底。
    一個人如果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就不會被榮譽澆滅奮斗的激情。我的理想和目標就是“善濟岐黃”，為老百姓做更多更好的藥。
    中醫辨證論治的思維方式蘊含著中華民族深邃的哲學思想
    問：今天，我們該如何推動中醫藥的現代化？
    黃璐琦：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的一把鑰匙。推動中醫藥現代化，首先要有傳承中醫藥的文化自信，充分尊重中醫藥的歷史地位。從有文字記載的《神農本草經》開始，中醫藥時刻都在汲取當時的先進技術方法，對藥物的認識也在不斷加深。應當看到，中醫藥的“現代化”是幾千年來一直不曾中斷的過程。當前，中醫藥現代化，從藥效理論、原創理論，到中醫藥方劑的配比技術、機體的效應等，最核心、最基本的切入點是臨床療效。
    問：疫情防治中，為什么強調要尋找中醫藥療效的高級別循證證據？
    黃璐琦：當前，世界醫學知識與實踐的主流模式是以科學證據為核心的循證醫學模式，臨床證據成為評價醫學治療措施有效性、安全性的主要依據。去年3月份，中國中醫藥循證醫學中心在中國中醫科學院揭牌成立，體現出我們拿起現代武器為中醫藥學公信力進行確認的自信和氣度。
    循證醫學在中國有著深厚的文化根基。“醫圣”張仲景在古代醫籍基礎上，搜集、篩選大量臨床證據，驗證前人方證使用效應，融辨證論治與方證理論為一體，著成《傷寒論》，奠定了中醫循證研究體系的基石，是古代循證研究的真實寫照。循證醫學的創始人薩科特說過，使用“循證醫學”這個概念的靈感，就是來源于清代乾隆時期使用“考證”的方法，就是使用證據來研究解釋古代典籍。把循證醫學跟中醫藥學特點有機地結合起來，并應用于臨床實踐，不僅能極大提高臨床診療水平、證明中醫藥學的價值，還為中醫藥走向國際舞臺提供了“門票”。
    問：您如何看待中醫和西醫之間的關系？
    黃璐琦：文化影響著醫學的起源和發展。中醫在理念上與西方現代醫學有所不同，中醫藥學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中醫辨證論治的思維方式蘊含著中華民族深邃的哲學思想，醫學倫理觀汲取了儒家文化中的“仁”“禮”等觀念。正是受這些思想觀念的影響，中醫包容性強，不但不排斥西醫，反而堅持中西醫并重，倡導整合醫學，保障中醫、西醫享有同等的發展權利。我認為，中醫和西醫都是我國衛生健康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結合能為人民的健康事業作出更大貢獻。